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和本世纪初面世的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被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最近，以“甲骨学一百年”为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业已完成并通过专家鉴定。该项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等甲骨学专家经过3年的努力而完成的一部巨著。这部巨著将作为向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而公诸于世。
甲骨文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王朝晚期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很古老，但甲骨学却很年青。甲骨学专家董作宾曾说：“甲骨学成为一种学问，也就是新近的事，五十年以前，不但世界上没有甲骨学，连甲骨两字也不曾放在一起过”。1899年甲骨文被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有意识以重金购藏，从而使昔日每斤才值数钱的“龙骨”身价倍增，成为每字值“二两伍钱”的“古董”。小屯村民私挖甲骨，王懿荣、王襄、刘鹗、罗振玉等一批学者和国外学者及图书馆争相购买，直至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这一时期共出土甲骨10万片左右。1903年，刘鹗出版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铁云藏龟》，将甲骨文从少数学者手中的古董，变成了可资学术研究的“金石资料”。此后，罗振玉又相继出版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精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等著作。
1928年以后，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文，从而克服了前一时期盗掘所得甲骨文的种种局限性。1928年至1937年先后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批更全面、完整的甲骨文资料。这些发掘共获甲骨24918片，并分别著录在《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中。这两部书所著录的甲骨，既不分期，也不分类，而是依照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以此显示这批材料是经过科学发掘工作所获得的，从而开创了甲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著录新体系。
1949年后，经过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殷墟又有甲骨文的新发现，这就是1973年小屯南地一批甲骨的出土，共计出土卜甲、卜骨7150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刻辞甲骨579片和花园庄南地有字卜骨5片的最新发现，为甲骨学研究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在安阳殷墟以外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都有甲骨文出土。这不仅为史料较少的西周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为甲骨学领域里新分支学科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在甲骨文材料的集中、整理及公布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是1980年《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二分册和1983年《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一、二、三分册的出版。这部书所录甲骨与出土层位、钻凿形态、释文及各项索引浑然一体，给不同需要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这就比《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前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一些传世甲骨也陆续整理公布。胡厚宣1951年出版的《战后宁沪所获甲骨集》提出的先行分期、再行分类的编纂体系，纲举目张，眉目清楚，为以后科学地编纂甲骨文著录做出了示范。以后又有诸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英国所藏甲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大型著录相继问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至1982年期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13册，是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为今后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甲骨文合集补编》则进一步将13000多片甲骨收入书中，基本上为百年来传世甲骨做了总结。西周甲骨，也集中著录在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讨》（1984）、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1988）、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990）、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1997）中。这些有关甲骨资料的著录，为新中国甲骨学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学研究的起初焦点问题是甲骨文的所属时代和出土地点。在有关甲骨文的年代方面，经过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的论证，确定为商代遗物。关于出土地点，经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胡厚宣的深入论证，安阳小屯村被确定为商代后期盘庚迁殷至帝辛灭国的273年都城。
在甲骨文的时代和出土地点确定为河南安阳以后，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内容。为改变甲骨文释读困难的问题，罗振玉写出了《殷墟书契考释》的文字研究著作。经过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等学者的努力，基本解决了释读问题。王国维不仅在甲骨文考释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对商周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他1917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
1928年以来，殷墟科学发掘为学者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并拓展了甲骨学研究领域。即在前一时期拓印、考释、分类、文例、礼制、地理、世袭等方面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并在历法、文法、书法方面有所拓展；其次是过去研究多是根据盗掘所得传世品，而科学发掘所得甲骨，便于学者进行实物观察，从书契体系、卜兆、卜法、龟、骨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三是殷墟科学发掘工作，也向学者提出了要注意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即区域、层次、时代、互证它器物等方面的问题；其四是科学发掘所得甲骨中，不仅有地层关系，而且还有伴出遗物，可进行同出器物的比证，诸如象形字与古器物、器用与礼器、动物骨骼等。甲骨文不仅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既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依据，也可以与外国有关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其具体表现是：
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的发表，标志着罗、王以来把甲骨文作为晚商273年史料的浑沌状态，被梳理为早晚不同的五期。这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1936年YH127坑成批甲骨的出土和其他大量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研究甲骨文的视野和思路。与分期断代研究一起，甲骨学其他方面的课题，诸如卜法文例、记事刻辞、卜辞同文、卜辞杂例等有关甲骨学自身规律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学者们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史，较前一时期局限在先公、先王的商史研究有了很大拓展。胡厚宣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其中不少是根据甲骨文新资料所得出的结论，直到现在仍很有参考价值。而郭沫若用甲骨文研究商史，他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后的《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他主编的《中国史稿》等著作，勾画出中国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科学从不成熟阶段逐渐趋于成熟的发展轨迹；
在罗振玉、王国维考释文字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文字考释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唐兰使用偏旁分析法考释甲骨文字。于省吾、杨树达、张政、陈梦家等学者也屡创新说。而郭沫若则异军突起，他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二书，不仅为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作出了贡献，而且文字考释和他的《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中有不少精辟见解，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反对过他的人）的承认。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研究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深入。首先表现在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这就是对董作宾提出的“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的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共识。李学勤提出“历组”卜辞不是董作宾所划分的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物，而应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的卜辞”。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深入。以此为基点，李学勤又提出殷墟王室卜辞演进上的“两系”说，彭裕商出版的《殷墟甲骨断代》（1994），李学勤、彭裕商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1996）和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1991）等就是全面论述“两系”说的力作。这些著作是对甲骨断代新方案的有益探索。在文字考释上，于省吾为我们开辟了考释文字的新途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前人。《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大型甲骨文字考释工具书，反映了90年来甲骨文字考释巨大成果。
1949年以后的甲骨文商史研究也进入了它的“深入时期”，以1978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为标志。它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齐备的殷墟甲骨资料，从此改变了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大大促进了多种学科，特别是甲骨学和殷商史、考古学的发展。在甲骨学研究方法上也比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时期更加严密和有突破性的前进，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开辟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全新途径。例如，将近代田野考古学手段引入甲骨学领域，从而使甲骨学研究从传统金石学的附庸，变为考古学领域的新分支学科。利用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甲骨学研究，同样会产生巨大影响。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合攻关，利用碳14加速器质谱仪和现代天文学手段对商代甲骨年代的探索，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
甲骨学百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学者创造性探索的心血结晶。甲骨学前50年，即由“草创时期”向“发展时期”的转变，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开拓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罗振玉、王国维是甲骨草创时期的奠基者，郭沫若、董作宾则是转向科学整理和研究时期的巨匠。胡厚宣对甲骨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令世人瞩目的。1978年以后，李学勤在甲骨学不少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为把甲骨学研究全面推向深入作出了贡献。而由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等新近完成的《甲骨学一百年》、《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甲骨文合集补编》系列著作则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对《甲骨学一百年》评价说，殷墟甲骨文在1899年得到第一次鉴定，迄今已满百年，对甲骨的研究已形成一门羽毛丰满的学科，在国内外均有不少学者从事此项事业，积累了大量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面貌，意义十分重大。在甲骨学百年纪念的时候，亟待对这一学科进行总结，并做出下一世纪的展望，“甲骨学一百年”课题的建立，适应了这一迫切要求。该课题成果占有资料全面，对甲骨学这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概括、分析，观点明确，论证细致，对甲骨学的过去和现状均有详尽的描述，涉及复杂繁多的资料和学术问题，难度甚大。《甲骨学一百年》是一部高质量的课题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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